来自 国际文化 2019-02-25 07:43 的文章
当前位置: yzc666 > 国际文化 > 正文

劉嘯虎:近年來韓國隋唐五代史研究綜述

  年以來的韓國隋唐五代史研究進行了調查。調查集中在學術刊物與論文方面,韓國刊載隋唐五代史研究論文的刊物主要有《中國古中世史研究》、《中國史研究》、《中國學報》和《東洋史學研究》等,《韓國古代史研究》、《韓國民族文化》、《新羅文化》等刊物則從研究隋唐五代與古代朝鮮半島的關係和交流出發刊載相關論文,《東國史學》、《大丘史學》、《史林》等綜合性史學刊物也給予隋唐五代史論文相應的刊發空間。具體來說,近年來韓國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有以下各方面內容:

  崔正順《唐玄宗朝國家禮儀的編纂及其特點》(《東方學》2015年8月第33期)研究了《大唐開元禮》的內容體例和編纂過程,論述其作為國家編訂的禮儀程軌,具備的重大意義和在中國歷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金正植《唐前期官人父母喪的確立及其性質——以心喪、解官為中心》(《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2年8月第28期)指出《大唐開元禮》首次將官人服三年之喪列入國家禮制,武則天和玄宗時期多次修改規定擴大解官服喪範圍使之全面制度化,以此作為控制官員的重要手段。金正植《關於大唐開元禮官人凶禮的小考》(《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5月第32期)指出《大唐開元禮》的《凶禮》是葬禮執行的大原則,《喪葬令》則按照官品嚴格對亡故官員葬禮劃分等級,使朝廷各機構能有效管理官員喪葬活動。金正植《唐前期官人喪葬制度的運用和其性格——以賻物,護喪為中心》(《史林》2016年1月第55期)進一步指出,唐代流行厚葬,所以朝廷頒布《喪葬令》對此加以控制,並在《大唐開元禮》的《凶禮》中對官員喪葬進行嚴格規定。

  金成奎《大唐開元禮所載與外國使節相關諸禮儀的再檢討》(《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2年2月第27期)將來唐的外國使節分為“蕃主”和“蕃使”,對其依據身份不同而享受的儀禮節次上的差別差異進行了探究。

  金相範《唐末、五代時期具注曆日與地方祭祀》(《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3年2月第29期)認為唐末、五代具注曆日的普及反映出禮制的適用範圍逐漸擴大到庶人階層而成為普遍的社會規範;具注曆日承載著彼時人們的信仰和禁忌意識,成為引導日常節奏的生活指南,並成為定期喚起國家理念及勸農意識的禮儀指南。

  金皓東《唐令對高麗官僚制度相關法令的影響》(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2年2月第27期)通過對比研究考察了高麗令在編制和條目分類中所受中國的影響,以及高麗令在唐令影響下所形成的結構和發生的變化。鄭炳俊《唐五代法典編纂形式的變化與其性質》(《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5年2月第35期)研究了唐宋之間的法制變化,認為唐中期以後律令仍起一定作用;同時探討了法典編纂對新羅律令的影響。鄭炳俊《唐後期律令制的崩潰論》(《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5年8月第37期)進一步提醒不可忽略唐後期律令及其律令的大多數規定依然並用的事實,並贊同韓國史學界的“教令制”說,認為新羅和高句麗的律令頒布只是借用唐代法典的律令形式,集合其中的教令而制訂,韓國固有的法制比作為引進法律的律令更有重要意義。

  金珍《唐後期經濟重案的出現和刑罰體系的變化》(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5年5月第36期)指出唐代後期杖刑逐漸替代了唐律中規定嚴格的五刑,這對後世刑法體系有著深遠影響。金鐸敏《漢律與唐律的奸罪比較》(《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5月第32期)認為漢律到唐律的履行,是一個保留本質和結構、只追求內容和形式上的細致、強化家族倫理與主人對賤人權利的過程。

  全英燮《唐、高麗律典所體現的立法精神和禮儀系統——以疏議·名例律的引經決獄為中心》(《歷史與世界》2013年6月第43期)、全英燮《唐律“老少及疾有犯條”、“犯時未老疾條”的刑事責任減免規定、立法思想與宋律——以恤刑思想為中心》(《歷史和邊界問題》2014年9月第92期)、全英燮《唐律“同居相為隱忍”中“相隱忍”的立法規定和原則》(《歷史與世界》2015年12月第48期)、林大康《唐律中損壞類型的定性研究》(《法史學研究》2015年10月第52期)、金賢羅《高麗與唐、宋的奸非法比較研究》(《歷史和邊界問題》2015年12月第97期)等論文則對唐律的各具體方面進行了研究。

  金賢羅《高麗、唐、日本的律令制與婚姻》(《韓國民族文化》2012年5月第43期)、朴怡順《高麗、唐、日本“歸化(人)”相關法令研究——以日本養老律令為中心》(《韓國民族文化》2012年5月第43期)、金賢羅《唐、高麗、日本的律令與良賤秩序》(《韓國民族文化》2013年5月第47期)等論文則就東亞三國在律令制方面的異同進行了比較。

  鄭炳俊《李正己一家藩鎮的領域變遷》(《東國史學》2012年12月第53期)梳理了平盧鎮由興到衰的勢力範圍變化過程。鄭炳俊《德宗的藩鎮改革政策和平盧節度使李正己》(《中國史研究》2012年12月第81期)研究了藩鎮體制下唐中央政府與平盧鎮的互動關係。鄭炳俊在《安史之亂與遼西平盧軍的南下——以李忠臣的活動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13年12月第87期)與《唐代平盧軍的分化與李惠登的活動》(《人文研究》2015年12月第101期)兩篇論文中,更加詳細詮釋了安史之亂時期平盧軍的分化過程,進一步研究了唐後期藩鎮體制的流動性。

  趙鍾成《唐穆宗至武宗年間(820-846)對藩鎮的二元制禦——以河北三鎮及其鄰近藩鎮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2016年3月第134期)認為唐朝中央政府自穆宗以後采取了默認河北三鎮割據,但嚴格制禦其他藩鎮的“二元路線”,即常年維持除河北三鎮以外的河南、河北藩鎮服從朝廷的“二元格局”。

  鄭炳俊《關於唐會要、通典和書中“節度使”記事的檢討》(《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2年8月第28期)認為管理羈縻州的變化、軍制的變化和周邊民族的活動互相關聯起來,才導致了邊境節度使制度的誕生。曹在佑《唐初期東夷都護府的設置與其意味》(《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8月第33期)通過研究東夷都護府的設置和廢置,考察了唐代依照都督府的完善而確定邊州、都護府體制的邊疆戰略。在此基礎上,曹在佑《唐前期的邊境節度使的成立過程——從邊州 、都護府到節度使》(《東洋史學研究》2015年9月第132期)進一步考察了唐代前期邊境政策、邊境防禦體系和州府管理方式的變化過程。

  李永哲《唐德宗時期冬薦的實行與藩鎮幕職官》(《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1年2月第25期)認為冬薦制的實行讓原本意在選拔藩鎮幕職官的征召制成為選拔官僚的新方式。李永哲《唐後期藩鎮與“無出身者”幕職官辟召》(《大丘史學》2014年8月第116期)研究了節度使與下級幕職官互惠互利的關係,揭示出下級幕職官對地方社會的影響力。他的《唐朝藩鎮的攝職與攝官》(《大丘史學》2015年8月第120期)一文則將這一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

  任大熙《唐代嶺南道東4州州縣沿革考察》(《中國史研究》2012年8月第79期)整理了唐代嶺南道東四州的州縣變遷過程,指出了唐代政治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蔡止慧《唐前期北方羈縻府州的設置與變化》(《東洋史學研究》2013年12月第125期)分四個階段探討了唐代前期北方羈縻府州的設置與維護,指出隨著北方局勢的變化,唐廷被迫直接控制羈縻府州,最終羈縻府州多失去自治性而歸節度使統轄。李真善《唐高宗時代的碎葉鎮設置與西域支配》(《中國史研究》2015年6月第96期)重新考察和確定了碎葉鎮的所在地,繼而論述了唐代對西域的政策及其用意。

  另外,崔榮宰《現行隋唐時代歷史地圖的構成與活用》(《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2月第31期)指出了1949年之後中國出版的歷史地圖集所收錄隋唐時代歷史地圖在政治傾向性上的變化,將其與日本和歐美的中國隋唐歷史地圖進行對比,並批評了韓國出版物中隋唐歷史地圖的種種疏失和不足。

  鄭炳俊《隋唐時代廷杖的淵源》(《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11月第34期)指出隋唐廷杖制度上承自北周,但其中難以發現遊牧文化的痕跡,故廷杖淵源應在中原王朝探尋,可上溯至東漢光武帝時期。金澔《唐代官人的俸祿外支給品》(《中國學報》2016年5月第76期)對唐代官吏在俸祿之外所獲朝廷賞賜物品中的衣服和飲食進行了考察,認為皇帝通過施予披著“仁”這一外衣的物質恩惠強化了其統治權。

  金貞姬《唐代吏部銓選與官僚管理體制研究》(《東洋史學研究》2012年12月第121期)認為唐代中期以後的一系列官僚管理體制改革未能取得成效,實際以失敗告終;而這些史料不但能用於研究政治制度史,同樣對社會史研究頗具價值。河元洙《與唐高宗初期選官制度相關的兩部史料之釋義——永徽令中的簡試與顯慶年間劉祥道的上奏》(《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5年8月第37期)認為彼時和後世的明經科、進士科都采用了簡試的考試方法,說明科舉與從前以品官為對象的考試關係密切,反映了科舉制複雜的形成過程;另外《通典》中所記科舉與雜色殊途分道、科舉地位遠超雜色的情況,乃是武則天時代之後,而劉祥道上奏的時代雜色比科舉士人更易獲得仕途進階。

  柳浚炯《唐代地方監軍制度的變化和其意義——以宦官監軍和皇帝權力之關係為中心探討》(《東洋史學研究》2013年6月第123期)指出玄宗朝中期以後皇帝運用宦官監軍制度,鞏固了對地方的控制;而皇帝通過自身與監軍宦官之間的頻繁聯絡,試圖實現統治效率的提升。柳浚炯《唐玄宗至順宗期間翰林學士的活動與變化》(《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2月第31期)認為唐代翰林學士的設置並不是為了應對行政業務的膨脹,而是為了達到皇帝所需要的政治目的;翰林學士到德宗朝作為一個整體出現了內部的變化並得到了發展,逐漸成為唐朝政治權力運作中的重要機制。柳浚炯《再論唐代文宗朝甘露之變——宦官仇士良勢力的作用》(《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5年2月第35期)從宦官視角對甘露之變進行了分析,提出唐文宗和李訓勢力策劃讓外職宦官仇士良制衡宦官首領王守澄,卻被仇士良利用鎮壓甘露之變的機會確立了自己最高宦官的政治地位,讓宦官政治得到了進一步膨脹。

  朴根七《唐前期造籍程序再檢討》(《中國學報》2010年12月第62期)對手實與戶籍的制作和上報重新進行了研究。朴俊浩《唐代律令與日本律令制公文書的署名方式研究——以不稱姓略名的禮式為中心》(《古文書研究》2013年8月第43期)指出唐代官方儀軌中上下級行文署名各有不同的省略方法,日本因深受唐代律令的影響,在官府文書的署名上完全照搬了唐代的做法。朴根七《唐前期過所和公驗的記載樣式與性格——以唐開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給西州百姓遊擊將軍石染典過所為分析的重心》(《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6年8月第41期)檢討了跟過所一起用作私人通行證的公驗,總結出唐代公驗的兩種記載形式,分別命名為“公驗A型”和“公驗B型”。

  李俊衡《唐玄宗時期的運河利用及其性格——以江淮漕運樣態為中心》(《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2年2月第27期)認為評價玄宗時期是唐代利用運河最盛期的看法不甚妥當,而稱其為漕運制度規定發展完備的時期更為得當。李俊衡《唐代水利工程的修繕》(《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8月第33期)否定了將唐代水利工程修繕看做國家權力統治強化工具的觀點,認為唐代水利工程營繕法律規定只不過是帝國行政法律系統的一部分,地方官的水利工程義務也只是日常業務之一。

  鄭淳模《唐後期長江流域的水利設施與管理——以建設、管理主體的變化中心》(《中國史研究》2015年12月第99期)考察了唐代後半期長江流域水利設施建設和管理者的變化,提出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管理主體由地方官員向地方豪強轉變,這成為他們在五代十國時期崛起的一個原因。

  崔宰榮《唐後期神策軍與長安的治安機能》(《中國學報》2011年5月第63期)指出安史之亂後神策軍逐漸取代金吾衛,被賦予了負責長安治安的任務和權限;神策軍本身的犯罪行為卻讓長安的治安穩定被破壞,唐朝對長安的統治由此達到了瓶頸。

  崔宰榮《隋大興城禮儀空間的形成及其功能》(《韓國古代史研究》2013年9月第71期)主要通過《隋書·禮儀志》對隋文帝借完善都城的象征意義來確立統治合法性的努力進行了研究。崔宰榮《隋唐初長安皇城內的官署布局與其特點》(《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8月第33期)用皇城中唐代官署的位置推斷出隋代官署的布局,指出隋代官署的職能和以皇帝為中心的官制等級秩序是官署布局的主要原理;《長安志》所說官署效率的職能履行因素,也逐漸反映在皇城的結構上。崔宰榮《唐代都城建造的組織管理和法律規程——以官營手工業制度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2014年9月第128期)對唐代相關法令在都城建造中所起的作用加以探究,並分析了“官-工匠-百姓”三者在都城建造中的關係。

  金宗燮《唐人的首都,京師》(《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11月第34期)指出唐代歷史上增廢都邑傾向多變,而唐人以太廟的有無作為判斷京都的關鍵因素,所以京都會隨太廟所在地的變化而變化。金宗燮《唐代科舉與首都》(《首爾學刊》2015年8月第60期)指出唐代科舉制度促進了人口向首都集中,這對於中國歷史乃至對整個東亞意義深遠。另外,李宗峯《高麗、唐、日本都城的建設理念和結構——以高麗都城、長安城、平城京的比較分析為中心》(《韓國民族文化》2013年5月第47期)從不同方面考察了中古時代東亞三國都城的異與同。

  金德素《唐武宗廢佛原因及影響小考》(《韓國佛學》2014年2月第69期)認為唐武宗廢佛起因是宦官集團與官僚集團的沖突,宦官集團崇信佛法,而官僚集團有皇帝的支持;唐武宗的廢佛政策讓佛教大受打擊,佛教主流則轉向長江以南的禪宗。張美蘭《唐末五代變革期禪宗興起的背景》(《韓國禪學》2010年8月第26期)即對後者進行了重點研究。曹永祿《羅、唐東海觀音道場,落山與普陀山——東亞海洋佛教交流的歷史現場》(《淨土學研究》2012年6月第17期)則對特定時間和區域內的佛教歷史與文化進行了研究。

  尹美英《武則天政權的建立與佛教——以大雲經疏為中心》(《韓國佛教研究》2015年8月第21期第2號)在相信武則天用佛教給予自己稱帝以合法性的前提下,認為薛懷義調查《大雲經》中淨光天女與彌勒佛的形象,寫下《大雲經疏》,營造出女子可稱帝的佛理,為女皇登基造輿論。

  金漢信《中國中世觀音信仰向民間社會的擴散——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觀音說話與密教意識的普及為中心》(《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6年2月第39期)研究了彼時觀音信仰傳播的兩種途徑,指出唐朝以來密教的發展促進了觀音信仰的完善和擴散。金漢信《張王信仰的曆程——唐末、兩宋民間信仰曆程的新探索》(《中國史研究》2014年4月第89期)研究了張王信仰從唐末到南宋,由地區信仰演化為地域信仰的過程,分析了跨區域移民等張王信仰快速發展的因素,認為這表現出從晚唐到五代世俗流行信仰的興起。金相範《戰神的誕生——唐末五代時期陳果仁信仰的發展及其特點》(《全北大史學》2011年4月第38期)也從類似角度對民間信仰進行了研究。

  鄭淳模《唐後期祈雨祭祀和龍神崇拜》(《中國學報》2011年12月第64期)分析了唐代龍的形象被神化和建立龍廟加以祭祀的過程,並研究了龍神崇拜信仰與長江流域農業發展的關係。趙晟佑《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作為國家儀禮的道教——投龍儀式的再審視》(《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2年2月第27期)認為投龍與齋醮乃至封禪有莫大關聯,反映出高宗和武後用道教強化統治。金漢信《唐末、五代時期江南地域藩鎮割據勢力對民間信仰的支持》(《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3年8月第30期)認為唐末五代的江南地方政權借助民間信仰構建自身合法性,同時對由組織嚴密的宗教到民眾廣泛參與的民間信仰這一中古宗教世界的變化過程有所推動;另外指出北宋一面大力強化官方信仰,一面對江南民間信仰投入巨大力量以圖吸引其對北宋政權的支持。

  金澔《唐代太醫署的醫學分科與醫書——根據天聖令·醫疾令的有關條文進行考察》(《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2年2月第27期)研究了唐代宮廷醫療機構醫學分科體制上的變化,並對與之相關的醫書規定問題進行了時代性分析。金澔《唐代皇帝的醫療官府——根據北宋天聖年間天聖令·醫疾令考察其延續和變化》(《歷史學報》2013年3月第217期)指出唐代的宮廷醫療機構在發展演變中逐漸具備了國立中央醫療機構的職能,到北宋仁宗時其作為皇帝特設的宮廷醫療機構職能便不復存在。

  金宗燮《唐代理想的人間型——以胎教為中心》(《中央史論》2012年12月第36期)分析了漢唐胎教理念的差異,指出唐代胎教乃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目的是要在儒家思想的限制之下生產出理想的人。金相範《醫術與巫術——唐代醫療知識的擴散和禁巫措施》(《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2月第31期)認為唐代前期國家雖大力禁巫、確立社會秩序,卻無法完全以儒學在缺乏醫療的社會中取代有治病能力的巫術;但唐代儒家官僚也開始注目於醫藥和生命問題,在民間社會裏醫療所代表的科學知識開始挑戰巫術所支配的醫療環境。

  鄭淳模《唐代後期禪林的擴張與檀越》(《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3年8月第30期)認為自給自足的禪林經濟在安史之亂後對江南經濟開發起了重要作用,而唐代後期支撐禪林的檀越群體則由士人官員變為地方豪強、地主和精英。鄭淳模《唐末黃晟統治下的明州與寺院》(《東國史學》2013年12月第55期)高度評價黃晟將明州營造成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重鎮的成就,指出黃晟成功利用寺院作為貿易中轉站乃至大本營。鄭淳模《唐代後期鄉村地主研究及其對象——以處士、遷徙士人、檀越為中心》(《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5月第32期)通過對三種類型的鄉村地主進行研究,探索了唐代後期士族階層衰落與士人群體興起、長江流域經濟地位的變化、佛教的社會化等問題,試圖為唐代後期研究打開新的路徑。

  鄭淳模《隋唐時期高句麗遠征和儀禮》(《歷史和話語》2012年4月第62期)指出隋唐試圖將高句麗納入封貢體系是對其持續征伐的原因;隋唐征服高句麗則會剝奪其對內部事務的統治權,因為隋唐相信惟有這樣才能保證朝鮮半島統治秩序的穩定,而這是高句麗所無法接受的。崔真悅《唐代對高句麗名稱的使用——以隋唐墓志銘中的國名分析為中心》(《東北亞歷史論叢》2012年12月第38期)發現隋唐墓志中很少使用“高句麗”這一名稱而多用其他名稱代指,認為這是由於隋唐曾征伐高句麗失敗而對這一名稱多有厭惡,遂刻意回避。權德英《唐墓志中的古朝鮮三國名稱研究》(《韓國古代史研究》2014年9月第75期)認為唐代墓志中常有意將高句麗寫做“三韓”,如此讓“三韓即是三國”的觀念在整個東亞流傳數百年之久。

  鄭炳俊《吐蕃吞並吐谷渾與大非川之戰——以唐的韓半島政策為中心》(《歷史學報》2013年6月第218期)指出唐朝因陷於朝鮮半島的戰事無法自拔,只得坐視吐蕃自西部崛起。金澤民《麗、隋力學關係與戰爭的樣相》(《東洋史學研究》2014年6月第127期)認為除人口和土地等分析實力對比的傳統標准之外,決定隋朝征伐高句麗之戰勝敗的尚有如氣候、自然環境等其他值得探討的因素。宋英大《高句麗和唐的箕子朝鮮認識檢討》(《歷史和邊界問題》2016年9月第100期)認為高句麗與古朝鮮之間的關聯對唐太宗發動征伐意義重大,而高句麗同樣接受和繼承了這種歷史和文化關聯。鄭東瑉《612年隋朝征伐高句麗的軍隊編制與分派》(《韓國古代史研究》2016年6月第82期)對出征隋軍的兵力和部署情況進行了仔細研究。

  李相勳《羅唐戰爭的軍事原因與新羅的戰爭准備》(《歷史和邊界問題》2011年6月第79期)認為新羅自669年即開始全面備戰,正是由於備戰需要而劫掠遼東才引發了與唐朝的全面戰爭。金真韓《答薛仁貴書中所載新羅與唐密約之真偽研究》(《人文論叢》2014年2月第7期第1號)對《三國史記》中的《答薛仁貴書》進行了考證,認為這份密約雖在中國史書中不載,《舊唐書》中卻有足以支撐其存在的旁證。徐英喬《乾封元年(666年)封禪問題和唐的對高句麗政策》(《大丘史學》2015年8月第120期)借乾封元年武後封禪泰山事,考證出中國古代史籍中記載不清的淵蓋蘇文死亡時間和他死後諸子爆發內戰的時間,並指出武後為向天下宣示自己的權力,不惜一時改變對高句麗的政策。金真韓《高句麗滅亡與淵蓋蘇文諸子》(《韓國古代史探究》2016年4月第22期)進一步指出,淵蓋蘇文死後諸子內戰,唐朝趁機征伐,乃是高句麗滅亡的主要原因。

  崔熙俊《新羅中期對唐代使者的迎接和管理》(《韓國史研究》2011年6月第153期)指出新羅對唐代使者的迎接禮儀完全秉承儒教規範,這建立在兩國的封貢關係之上。另外,金炳坤《公元前668年高句麗亡國的蛇原之戰的復原及意義》(《高句麗渤海研究》2013年7月第46期)、徐榮教《唐高宗百濟撤兵敕書的背景》(《東國史學》2014年12月第57期)、徐榮教《白江口之戰與新羅》(《歷史學報》2015年6月第226期)、朱甫暾《七世紀羅唐關係的始末》(《嶺南學》2011年12月第20期)、崔熙俊《新羅黨項城的沿革與善德王時代的羅唐關係》(《先史與古代史》2016年3月第47期)等論文從各種角度研究了唐朝與朝鮮半島的關係。

  廉景伊《唐高宗時代對外政策的特點和意義——以唐使派遣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11年12月第75期)認為唐高宗統治下不重視使節派遣,而是通過征服與控制推行民族政策,結果造成西突厥與吐蕃聯合抗唐,新羅也與唐關係破裂的後果。廉景伊又在《唐前期鴻臚少卿的對外活動與變化情況》(《中國史研究》2012年8月第79期)中分析了鴻臚少卿作為鴻臚寺負責人的雙重身份,指出鴻臚少卿以使臣身份靈活進行外交活動,維護國家統一;但在國家統一、政治穩定之後,鴻臚寺作為負責外交機構的職能弱化,轉而負責軍事活動。廉景伊在《唐代前期使臣的名稱和實際意義——以招撫任務為中心》(《梨花史學研究》2014年11月第49期)中進一步指出,唐代招撫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唐朝用相對彈性的態度對待鄰國,另一種是唐朝動用武力迫使鄰國接受自己的要求。另外,廉景伊《開元末期唐代東北方政策的變化及國際背景——723年渤海侵唐登州之原因及相關問題研究》(《中國史研究》2015年6月第96期)還關注了唐代東北地方政策的巨大變化,指出這種變化是伴隨唐同吐蕃的和親以及突厥闕特勤的死亡所展開的。

  丁載勳《唐中宗時期(705-710)對外政策與突厥的應對》(《中國史研究》2013年12月第87期)通過唐中宗北伐突厥以及突厥的應對,來確認8世紀初期東亞秩序的再形成過程及以後的影響。丁載勳在《唐玄宗(712-756)初期的北伐和突厥的對應》(《中國史研究》2015年10月第98期)中進一步研究了突厥被唐朝納入其秩序體系、成為其中一員的過程。李基天《8世紀國際秩序的變化和唐朝對三受降城的運用》(《東洋史學研究》2014年3月第126期)認為河北地區三座受降城的功能雖始於軍事目的,其實卻被用作交易場所和與諸蕃往來的交通要道等,這反映出彼時北方民族關係的變化。

  金澤民《特別的帝國:唐》(《歷史學報》2013年3月第217期)認為唐朝前期是靠以龐大物資支援的膨脹政策維系了周邊的帝國體制,而這種政策無法維持長久,即便沒有安史之亂唐朝也會陷入衰落。李基天《7世紀初唐的對外戰爭名分與國際秩序》(《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6年2月第39期)通過對唐代相關詔令敕書的研究,分析了唐代如何借大義名分為對外出兵征伐占據道義制高點,並以此構建出由唐朝主導的國際秩序。

  李琓碩《唐、回紇絹馬交易研究》(《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2年8月第28期)分析了唐與回紇絹馬交易的產生背景和長期存在的原因,指出絹馬交易為維持雙方的聯盟關係起到了重要作用。廉景伊《唐後期使節的派遣與回紇的修好關係》(《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6年8月第41期)認為唐代後期與回紇在一定時期內形成並維持著對等的名分儀禮關係;關係雖有所反復,但雙方在任意一方都無法占據優勢地位的情況下,逐漸定型成滿足相互需求的修好關係。

  鄭勉《“南蠻”、“海南”諸國與隋唐時期中國的對外關係——以冊封朝貢關係為中心》(《東北亞歷史論叢》2012年3月第35期)探究了唐代人對華南地區和東南亞諸國的理解以及唐朝政府與之往來的關係模式。鄭勉《唐帝國時期的牂柯蠻與牂柯國——西南邊境的“蠻”與“國”》(《東北亞文化研究》2015年3月第24期)通過個案對唐帝國的羈縻府州體系進行了研究。金聖植《唐代對安南的統治和南方的交通網》(《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2月第31期)指出唐代試圖通過開鑿道路、溝通聯系的方式統治嶺南地區,這對嶺南的交通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但這激起當地反抗,加之特殊的地理環境,讓唐代前期雖對安南建立起有效統治,後期卻只能坐視安南脫離統治。金宗燮《五代王朝的對外關係》(《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2月第31期)認為五代王朝對南方十國依照臣屬和平等關係的不同而進行分層次的外交,對周邊蕃國亦然;其對外關係的總特點是依武力均衡的變化而變化。

  李侑珍《唐後期金銀和東亞貿易》(《中國學論叢》2010年2月第27期)梳理了唐代東亞貿易由以絹帛為基礎到以金銀為基礎的發展過程及東亞貿易體系主導力量的變化。尹載雲《8-10世紀東亞貿易網絡研究》(《韓國古代史探究》2012年12月第12期)認為唐代中期對外貿易開始了由公向私的轉變;唐代滅亡導致中國在東亞失去了主導地位,而唐代乃至東亞的私人貿易卻進一步活躍起來。鄭炳俊《唐代的互市以及張保皋的對唐貿易》(《中國史研究》2010年12月第69期)認為張保皋的對唐貿易不僅帶有私貿易的性質,而且可以理解為廣義的公貿易。鄭雲勇《清海鎮張保皋勢力的政治限界》(《韓國史學報》2015年5月第59期)指出了張保皋在政治上的局限性,分析了其東亞海商王國衰亡的原因。

  鄭炳俊《從唐與新羅交流史看新羅求法僧的活動》(《中國史研究》2011年12月第75期)通過梳理新羅求法僧在唐行跡,研究了在唐新羅人社會和商業網的形成。李基天《南朝至宋朝中國僧人眼中的韓國系求法僧》(《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2年8月第28期)認為中國僧人深受華夷觀影響,對韓國系求法僧多持輕視態度;而由於唐代會昌廢佛造成的中土佛教衰落,10世紀後中國僧人的看法大變,轉為向韓國系僧人學習的態度,佛教進入了由朝鮮半島向中國的逆輸出階段。郭雷《新羅中期五臺山文殊信仰受容說的重新審視——以慈藏五臺山參拜為中心》(《東國史學》2015年12月第59期)認為文殊信仰傳入新羅要早於慈藏入唐,求法僧自唐朝取回經典時文殊信仰已經流行於朝鮮半島北部。

  朴現圭《慧超生平考辯——往五天竺國傳作者究竟是哪個慧超?》(《韓國古代史探究》2010年4月第4期)從唐代眾多名為“慧超”的僧侶中考證出新羅僧人慧超乃《往五天竺國傳》的真正作者。郭丞動《留學僧傳記海東高僧傳研究》(《韓國古代史探究》2011年8月第8期)對覺訓等留印高僧做出高度評價,認為他們對朝鮮半島佛教的發展居功至偉。張鍾珍《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紀所見新羅譯語》(《韓國古代史探究》2011年4月第7期)強調了掌握多種語言的新羅譯語(即通譯)在唐代東亞交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對日本遣唐使和留學僧的幫助。

  金國真《唐代孝倫理實踐和在朝鮮半島的傳播》(《韓國學論叢》2016年6月第17期)指出唐朝將“孝”從私人領域吸收到法律體系中,將其強調為一種意識形態,讓“孝”充當了“忠”在制度上的補充。李道學《後百濟與高麗的吳越國交流研究與爭點》(《韓國古代史研究》2016年4月第22期)認為後百濟和高麗從吳越國吸收了先進的中華文明,並探究了為何吳越與後百濟保持著密切的交往聯系。

  關於在唐蕃人問題,則有金榮官《百濟遺民的移居唐朝及其活動》(《韓國史研究》2012年9月第158期)研究了百濟移民入唐的具體時間、人數和入唐後的仕途情況、民族與文化融合情況等諸方面的問題。李孝宰《7世紀東突厥系蕃將和蕃兵的活動——以麗唐戰爭時期的活動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2013年12月第125期)對東突厥系軍人降唐後的活動軌跡,尤其是對其在唐朝征伐高句麗的戰爭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了重點考察。李基天《唐朝高句麗、百濟系蕃將的存在樣態》(《韓國古代史探究》2014年9月第75期)則用同一視角考察了另一個入唐蕃將群體的問題。李成制《一個高句麗武將的家庭和生平——新見高乙德墓志譯注與研究》(《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5年11月第38期)則就此進行了個案的研究。李基天《唐代諸衛將軍號的授予和蕃將的反應》(《東洋史學研究》2012年9月第120期)更考察了唐代前期對蕃將的管理方式,認為蕃將須在唐廷禁衛武將和本族部落首領這雙重身份間努力保持平衡。

  金美英《唐代破陣樂——以太宗、高宗、玄宗時期為中心》(《東方藝術》2011年2月第16期)將研究的內容集中在唐代《破陣樂》的文化功能、編舞動作源流等方面。在這一基礎上,南宗真《太宗、武則天和玄宗對唐代樂舞發展的貢獻》(《東洋藝術》2014年4月第24期)指出唐代前期這三位帝王改變了宮廷音樂的傳統觀念,調整和改革了樂舞體系,編定了新樂舞和寫下了樂舞理論書籍,對唐代樂舞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裵允暻《隋唐時代高麗伎考察》(《中國古中世史研究》2014年2月第31期)考察了高麗樂舞被吸收進隋唐宮廷樂舞的過程,探究了中古時代朝鮮半島與中國的文化交流。南宗真《唐詩中宮中宴樂十部伎研究》(《中國學報》2014年5月第69期)則通過唐詩復原了正史中缺乏記載的十部伎細節,研究了宮中宴樂對唐代社會的影響。

  姜熺靜《唐代藝術中對南海諸國的認知》(《中國史研究》2011年6月第72期)通過對唐代畫作中南海諸國人形象的分析,還原了唐朝人對南海諸國的認知情況。

  金貞熙《對唐代茶文化形成和發展的考察》(《中國學報》2015年8月第73期)探究了茶文化在唐代興起的種種原因及對後世的影響。趙奇正、柳東薰《唐代十六湯品沃茶法考察》(《中國人文科學》2015年12月第61期)認為唐代沃茶法乃是宋代點茶法的前身,厘清了由唐到宋飲茶方式的轉變。

  宋英大《通典·邊防門之東夷篇結構及撰述目的》(《史林》2016年7月第57期)認為杜佑在編纂該篇時秉持著中華中心主義,以此來支持唐代的朝貢體系。鄭光薰《嶺南大學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經卷大般涅槃經第三卷與高麗大藏經比較研究》(《書志學研究》2014年6月第58期)對隋代寫本經卷和後世刻本佛經的差異進行了考察,指出其價值所在。

  朴待男、李松蘭《中國隋仁壽四年神德寺舍利具的研究》(《韓國古代史研究》2010年12月第6期)對隋代舍利容器的形制、外貌和象征意義進行了探究。鄭淳模《唐代墓葬風俗與“家寺”》(《中國史研究》2012年12月第81期)探析了宋代墳寺在唐代的前身,並將其命名為“家寺”。朴現圭《有關洛陽龍門石窟裏韓國古代佛龕的歷史考證問題》(《新羅文化》2013年8月第42期)認為並無證據顯示那些佛龕出自在唐新羅人之手。蘇鉉淑《 隋朝之國家大寺大興善寺——對佛寺內外之環境與空間布局的探索》(《中國史研究》2014年2月第88期)認為大興善寺在設計建造中處處體現隋王朝受命的合法性和的正統性。朴韓悌《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葬俗葬具的變化與墓志銘》(《韓國古代史研究》2014年9月第75期)對墓志銘在北朝的流行甚於南朝、隋唐時期墓碑與墓志銘並行這兩個問題進行了探究。秋教順《唐前期皇陵制度的特點》(《中國史研究》2015年6月第96期)主要關注皇陵的形式和陪葬制度的特點,研究了唐代前期的皇陵如何形成制度化。

  李昌真《崔致遠的在唐事跡再考論》(《韓國民族文化》2012年2月第42期)通過唐代銓選制度中的“守選”規定,研究了崔致遠在唐的仕途活動。李九義《崔致遠詩文中的長安樣態研究》(《東亞人文學》2015年6月第31期)指出崔致遠筆下的長安乃是自己心中整個唐朝的象征,表達了回到新羅的崔致遠對文明與文化的感知和向往。李成市《崔致遠與渡唐留學生——圍繞其在東亞文化史上的意義再考察》(《韓國史學報》2016年5月第63期)認為崔致遠及其他渡唐留學生對朝鮮半島“小中華”意識的形成和自我文化意識的覺醒都起到了重大意義。張日圭《西海航線與新羅晚期崔致遠任地方官時的活動》(《韓國古代史探究》2015年4月第19期)對崔致遠歸國後的政治活動進行了研究。崔英成《崔致遠的玄妙之道與儒仙思想——以鸞郎碑序的再釋讀為中心》(《韓國古代史探究》2011年12月第9期)、李昌真《崔致遠回國後的漢詩創作研究》(《韓國民族文化》2014年5月第51期)通過崔致遠相關詩作進行了類似研究。

  姜文浩《試論唐中期士大夫的排佛論——以韓愈的論佛骨表為中心》(《慶州史學》2013年第38期)重新研究了韓愈上書反對迎佛骨事件,就韓愈反對迎佛骨的真實動機、《論佛骨表》與唐代士大夫的反佛意識、唐憲宗懲罰韓愈的原因、《論佛骨表》得以傳世的原因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崔宰榮《桂苑筆耕集與唐代後期進奏院的功能》(《震檀學報》2011年8月第112期)通過對崔致遠著作的研究,認為唐代後期藩鎮設在長安的進奏院情報搜集能力有所減退,進奏院從為藩鎮而設的機關轉化為中央朝廷的行政組織。唐恩平、段升喬、林融止《崔致遠筆下的晚唐東南藩鎮爭鬥內幕》(《新羅文化》2014年2月第43期)指出崔致遠在淮南幕府所撰公文中從不同角度記錄了晚唐東南藩鎮之間的沖突與內幕,透露了李唐王朝走向衰敗的內在原因,其為藩鎮研究補充了許多正史失載的原始資料,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朴升範《淵蓋蘇文家系源流考》(《韓國古代史探究》2016年4月第22期)認為淵蓋蘇文篤信五斗米道,自創了一套有別於高句麗王族的獨立家系源流。金榮官《隋宇文述墓志銘考察》(《韓國古代史探究》2012年4月第10期)訂正了史書中對宇文述籍貫記載的錯誤,並著重考察了其參與遠征高句麗的情況。白升錫《初唐詩人駱賓王的失蹤與新羅》(《新羅文化》2015年8月第46期)大膽考證駱賓王在隨徐敬業起兵失敗後不知所蹤,乃是避居新羅。

  徐榮教《李勣的騎兵與長槍兵——以駐蹕山之戰為中心》(《東亞古代學》2015年9月第39期)研究了唐宋時期的騎兵戰術,指出很多時候唐軍騎兵以馬匹作為機動的工具,到達戰場後下馬步戰。鄭炳俊《青松周王山“周王傳說”的歷史性檢討——以對唐後期諸叛亂的檢討為中心》(《新史學》2013年12月第29期)通過對朝鮮半島一則涉唐歷史傳說的研究,探究了其背後反映的中晚唐歷史。徐銀美《唐宋時期的貢茶和官營茶園(北苑茶)》(《中國史研究》2015年6月第96期)研究了由唐到宋貢茶制度的發展及其與茶葉專賣制度的關係。李宗峯《韓、中、日古代時期度量衡制比較研究》(《地域和歷史》2016年4月第38期)通過比較指出,韓日兩國中古時期在度量衡制度方面受唐代中國影響極深。

  以上即是近年來韓國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大致情況。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其主要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研究範圍涉及較廣,同時對傳統的政治史領域仍興趣濃厚,並繼續關注唐代政治制度等各方面變化對古代朝鮮半島的影響;第二,重視唐代與朝鮮半島的關係研究,對涉及唐代與朝鮮半島文化交流的研究切入點關注度不減;第三,傾向於將研究視角擴大到整個東亞,對中古時代中、日、韓三國進行比較研究。

  其中存在的問題應有以下幾條:第一,研究範圍雖涉及各個方面,但對與古代朝鮮半島相關的課題關注度明顯較高,研究力度相對不均衡;第二,部分研究似有較強的現實關照,如此則難免失於主觀,結論值得商榷;第三,雖應考慮具體國情,但韓國隋唐五代史研究群體顯然需要更多新鮮血液的補充,應鼓勵更多韓國青年學者加入該領域,為其創造從事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條件和空間。

https://www.tu740.com/guojiwenhua/1414.html